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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32:25 阅读: 来源:输送线厂家

论《论语》对《世说新语》人物品评的影响

《论语》对《世说新语》人物品评的影响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:认同《论语》人物品评的标准;大量引用《论语》典故;弘扬《论语》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深层意识,从而援道入儒;选择与《论语》类似的体例。

关键词:《世说新语》;人物品评;《论语》

《世说新语》是一部主要记载汉末、三国、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小说,其中有关人物品评的故事很多。近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,最早从美学的角度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:“中国人对于人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,而品藻人物的空气,已盛行于汉末。到‘世说新语时代’则登峰造极了。”书中条目最多的《赏誉》(156条)及《品藻》、《识鉴》、《容止》、《企羡》5篇,皆为人物品评;《德行》、《言语》、《政事》、《文学》等其他21篇,大部分条目属人物品评。有的条目即使没有“品题”、“题目”、“目”等标示,也多涉及人物品评。《世说新语》共分三十六门,而每一门都是品评人物的一类别。

“汉代相人以筋骨,魏晋识鉴在神明。”较之汉代人物品鉴,魏晋论人的突出特点是摆脱了政治、道德观念的束缚。“题目(品评)者需有玄学的修养,以得到美的观照的能力。而被题目者亦绝对多数为表征其玄学之情调。”这种变化,主要是玄学人生观进入人物品鉴所造成的。当玄学中的言意之辨,特别是言不尽意论作为方法论为人物品鉴所用后,更使人物品鉴成为一种艺术审美活动。另一方面,魏晋时期名僧名士之间善意的互相品评,也是外来佛学与本土玄学的结合。因为佛学之“空论”与玄学之“本无”思想有着天然的默契,名僧风格酷似清流,加上魏晋是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,因而得以名人释子共人一流,互相品评,为魏晋人物品题之风增加了特有的内容。但是,魏晋玄学和佛学的流行,并不意味着儒学荡然无存。相反,汉儒培植的儒学传统,在整个魏晋时期,为相当多的人所继承。刘义庆35岁(公元438年)时,刘宋雷次宗等在建康鸡笼山开设儒学馆等四馆授徒,这证明儒家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的,那么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《论语》自然会被牵涉引用。士人对于儒学的改造,即向玄学的转变是在以儒学的基础之上完成的,时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儒学的基本立场,而只是想在经典的权威已经树立的情况之下,寻找属于自己自由的新空间。儒学传统的延续及其学风的漫衍,必然会使《世说新语》人物品评深受《论语》影响,具体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:

一、认同《沦语》人物品评的标准

《论语》重德行,孔子教育弟子有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等四科。德行是根本,而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则是德行的逻辑展开。《世说新语》把德行作为三十六门中的第一门,其认同《论语》人物品评标准的思想显而易见。从该书大量的事例来看,也可以说明这一点。该书第一条:“陈仲举言为士则,行为世范,登车揽辔,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为豫章太守,至,便问徐孺子所在,欲先看之。主簿白:‘群情欲府君先入廨。’陈曰:‘武王式商容之间,席不暇暖。吾之礼贤,有何不可!’”(《德行》)

陈蕃,字仲举,他“言为士则,行为世范”,他的言行是当时人们的榜样,还“有澄清天下之志”。他上任伊始,就效仿周武王礼贤下士,颇有孔子以道自任、复兴周代礼乐文化的风范。《德行》第四条说:“李元礼风格秀整,高自标持,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。后进之士,有升其堂者,皆以为登龙门。”名教,是指儒家以正名定分为中心的封建礼教。李元礼风度秀美端庄,为人自尊自信,要把名教作为天下品评人物是非得失的标准。又如《忿狷》第四条:“桓玄武与袁彦道齿不合,遂厉色掷去五木。温太真云:‘见袁生迁怒,知颜子为贵’。”颜回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,是孔门德行的代表。温太真(峤)把袁生和“不迁怒、不贰过”的颜回对比,表明了当时人们品评人物时对品德的认同。

书中对王祥赞美有加:“王祥少有德行,失母,后母憎而谮之,祥孝弥谨。”(《德行》)又说:“王祥事继母至孝。”(《德行》)“母终,居丧毁瘁,杖而后起”。他可谓孝与礼的典范,从此进人二十四孝的行列。还有:“及威为徐州,世祖赐见,与论边事及平生。帝叹其父清,因谓威曰:‘卿清孰与父?’对曰:‘臣清不如也。’帝曰:‘何以为胜汝邪?’对曰:‘臣父清畏人知,臣清畏人不知,是以不如远矣。’”(《德行》)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晋武帝对胡质、胡威父子清廉节操修炼程度如此之高的敬佩和称赞;另一方面说明《世说新语》编著者的品评标准。以至东晋宰相王导评论周镇之清时说:“胡威之清,何以过此!”(《德行》)可见,以《论语》为代表所确定的伦理道德符合宗法社会的价值标准,已成为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。

尽管阮籍曾因母丧而毁几灭性,乃至“举声一号,呕血数升,废顿久之。”(《任诞》)但还是被何曾指责为“败俗之人”,并建议把阮籍“摈四裔,无令污染华夏”,或者说“流放海外,以正风教。”何曾本人,“性至孝闰门整肃,自少及长,无声乐嬖幸之好。年老之后,与妻相见,皆正衣冠,相待如宾。己南向,妻北面,再拜上酒,酬酢既毕便出。”他可谓魏晋之际最典型的礼法之士。何曾对阮籍的批评亦有理有据,人情人理。除阮籍之外,还有不少违礼之人遭到礼法之士的批评。如:“刘公荣与人饮酒,杂秽非类,人或讥之。”(《任诞》)“刘伶恒纵酒放达,或脱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见讥之”。(《任诞》)“(阮)咸既追婢,于是世议纷然。自魏末沈沦闯巷。”(《任诞》)其实魏晋名士的内心并非不认同《论语》的礼教,其外在表现不过是乱世中的变形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中提到:“子浑,字长成,有父风。少慕通达,不饰小节。籍谓日:‘仲容已豫吾此流,汝不得复尔!’”嵇康亦作《家诫》:“不须作小小卑恭,当大谦裕;不须作小小廉耻,当全大让。若临朝让官,闻义让生,若孔文举之求代兄死,此忠臣烈士之节。”竹林名士的“不拘”,只在小节。鲁迅先生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的观点极富洞见:“魏晋时代,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,而实在是毁坏礼教,不信礼教的。表面上毁坏礼教者,实则倒是承认礼教,太相信礼教。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,是用以自利,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……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,亵黩了礼教,不平之极,无计可施,激而变成不谈礼教,不信礼教,甚至于反对礼教。但其实不过是态度,至于他们的本心,恐怕倒是相信礼教,当作宝贝,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。”

另外,苟巨伯宁死不弃友,以“义”保全了整个郡城(《德行》第九条)。邓攸避难时,弃己子保全弟弟之子,突出了他的孝义(《德行》第二十八条),管宁视片金与瓦砾无异,体现了重道轻利的精神(《德行》第十一条),周处自新,“终为忠臣孝子”(《自新》第一条)等事迹,都表明《世说新语》对《论语》的传统道德如忠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赞颂。可以说,《世说新语》认同《论语》人物品评的标准,代表着正直士人对礼法之治的信仰以及对国家治理的一种忧患。

二、大量引用《论语》典故

从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的索引中可以看出《世说新语》直接称引《论语》的条目共有16条,而引《庄子》的有14条、引《老子》的有3条、引《孟子》的有4条、引《墨子》的有1条,引《诗经》的有12条、引《楚辞》的有1条、引《春秋》的有5条、引《左传》的有13条、引《公羊传》的有2条、引《国语》的有1条、引《礼记》的有15条、引《吕氏春秋》的有3条、引《史记》的有14条、引《汉书》的有16条。由此可见,《世说新语》对《论语》经典的称引是值得重视的。

据范子烨先生统计,全书用典多达37次,光《德行》门就有八次。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第六条说:“许允妇是阮卫尉女,德如妹,奇丑。交礼竟,允无复入理,家人深以为忧。会允有客至,妇令婢视之,还,答曰:‘是桓郎。’桓郎者,桓范也。妇云:‘无忧,桓必劝人。’桓果语许云:‘阮家既嫁丑女与卿,故当有意,卿宜察之。’许便回人内。既见妇,即欲出。妇料其此出,无复入理,便捉裾停之。许因谓曰:‘妇有四德,卿有其几?’妇曰:‘新妇所乏惟容尔。然士有百行,君有几?’许云:‘皆备。’妇曰:‘夫百行以德为首。君好色不好德,何谓皆备?’允有惭色,遂相敬重。”这里暗用《论语》里的典故。孔子曰:“已矣乎!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许允的妻子责备丈夫,就是以孔子所重视的德行作为标准。不过这是反用此典故而已。《简傲》第十一条说:“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。桓问曰:‘卿何署?’答曰:‘不知何署,时见牵马来,似是马曹。’桓又问:‘官有几马?’答曰:‘不问马,何由知其数?’又问:‘马比死多少?’答曰:‘未知生,焉知死?’”《论语·乡党》说:“厩焚,子退朝,曰:‘伤人乎?’不问马。”孔子还说过: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王子猷在回答桓冲时,两次引用《论语》中的句子来标榜自己的才学,尽管他的回答有点答非所问,但言语之中还是流露出对自己才华的自豪感。窥一斑而知全豹,可见《论语》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

三、弘扬《论语》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深层意识,从而援道入儒

《论语》也肯定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生活方式。孔子说:“邦有道,危言危行;邦无道,危行言逊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又说:“危邦不入,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”(《论语,泰伯》)把“有道”与“无道”作为仕与隐的前提,以“无可元不可”和“义之与比”的态度的去选择仕与隐。如果时世不允许则“乘桴浮于海”,保持人格独立而遨游于江海山林之间。所以,对“邦有道,不废;邦无道,免于刑戮”的南容适,孔子欣赏他能全性命于乱世,而“以其兄之子妻之”;又称赞宁武子“邦有道,则知;邦无道,则愚。其知可及也,其愚不可及也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,肯定颜回与自己的“用行舍藏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可见《论语》肯定了与世游离、特立独行的选择,但未进一步从理论上建立出世者的心灵家园。

士人出世,意味着与名利富贵无缘。孔、老、庄都力求进入超越世俗,不与物迁的逍遥自由境界。孔子自称:“饭蔬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称赞颜回能安贫乐道(《论语,雍也》);《论语,先进》描述了“曾点气象”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泳而归。”曾点的志向是投身于自然,超然物外,忘世自乐,悠然自适。孔子也是追求精神的“天地境界”和人的精神自由。后儒纷纷欣赏这一逍遥境界。朱熹说:“曾点之学,盖有以见人欲尽去,天理流行……而其胸次悠然,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”。皇侃疏曰:“当时道消世乱,驰竞者众,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,唯点独识时变,故与之也”。李充云:“善其能乐道知时,逍遥游咏之至也。”这都是从审时度势。进退有节的角度来解释的。孔子在孟子心中是:“可以仕则仕,可以止则止。可以久则久,可以速则速”的“圣人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。孔子问礼于老子后,谓弟子曰:“鸟,吾知其能飞;鱼,吾知其能游;兽,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为罔,游者可以为纶,飞者可以为缯。至于龙,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,其犹龙邪!”《史记,老子韩非子列传》)他同样欣赏超然高蹈的方外之人,只不过见到世间种种不平后,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,其出世独行的思想被深藏于底层。他虽然没有真正退而逍遥,但他视这种逍遥为最高的出世境界。孔子曰:“中庸之为德也,其至矣乎。”他将“中庸”定为人物德行的最高标准,其中所蕴涵的“无味”、“至淡”则经由何王延伸发扬成“贵无”一说。孔子又曰:“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!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“中庸”之下以“狂狷”为善,其与阮嵇之旷达犹有神似之处。

汉代以来《论语》在人们心里占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,《论语》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。当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强有力的官方意识形态时,思想者这时就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,因此不得不去寻找新的理论和途径,以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。东汉的党锢之祸使知识与权力相抗衡的想象彻底幻灭,追寻超越与解脱的道家思想得到士人的关注。汤用彤曾经指出,汉末到魏晋,思想和议论从“具体人事”到“抽象玄理”的演进是“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”。喜好道家思想的人为了给自己的学说寻找充足的合理性与实用性,不约而同地挖掘儒道相通之处,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有意、无意地从《论语》经典中阐释道家思想的做法,在魏晋南北朝时很流行。魏晋士人虽“口谈玄虚”,以易、老、庄三玄为主题,但对于传统的《论语》经典,也同样抱有崇敬的态度。王弼之后的向秀、郭象也以经典注释的方式,在内圣外王的框架内,援道入儒。这样,《世说新语》中的魏晋士人便把人格独立、个性突出、精神自由、姿仪隽爽、风度超逸、举止潇洒、言谈美妙、器识弘旷作为人物品评的主要内容,品评者不但偏于欣赏人物的神韵美、意趣美、情致美,而且总以精约、生动、含义深长的言词来作评语,像清、虚、朗、爽、简、远、达、逸等即为常用的品藻术语。

四、选择与《论语》类似的体例

《世说新语》的命名受到了《论语》的启发。《世说新语》又称《世说》、《新语》,但是无论哪一种,它都表明了本书是侧重言语的,“说”和“语”在此意义上相同。可见,此书的命名受到了《论语》的影响。

《世说新语》分门别类的编写体制及前面四门的安排和《论语》的编排也很相似。如“孔门四科”,表现在《世说新语》三十六门中,头四门就是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。《论语》共二十篇,每篇下面又分若干章,全书总共五百一十章,而《世说新语》共三十六门,每门下面又分若干条,全书总共一千一百多条,总条数约是《论语》总章数的二倍。和《论语》一样,《世说新语》的最大特征就是采用以类相从的体制。全书分三卷,卷上设有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四类;卷中有方正、雅量至豪爽九类:卷下有容止自新至仇隙二十三类,每一类中以编者的视角围绕类目对不同的人和事展开论述。

《世说新语》形成于一个政治大动荡、思想大解放的时代,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发生动摇,玄学和佛学获得光大。王昶就主张“遵儒者之教,履道家之言,固以玄默冲虚为名”。玄学家的清谈之风,道家和佛教的审美风格无疑对《世说新语》的人物品评影响极大,但深植于士人头脑中的《论语》的思想,自然而然会或隐或现,这是值得后人研究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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